辨奸论
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惟天下之静者，乃能见微而知著。月晕而风，础润而雨，人人知之。人事之推移，理势之相因，其疏阔而难知，变化而不可测者，孰与天地阴阳之事。而贤者有不知，其故何也?好恶乱其中，而利害夺其外也!
昔者，山巨源见王衍曰：“误天下苍生者，必此人也!”郭汾阳见卢杞曰：“此人得志。吾子孙无遗类矣!”自今而言之，其理固有可见者。以吾观之，王衍之为人，容貌言语，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。然不忮不求，与物浮沉。使晋无惠帝，仅得中主，虽衍百千，何从而乱天下乎?卢杞之奸，固足以败国。然而不学无文，容貌不足以动人，言语不足以眩世，非德宗之鄙暗，亦何从而用之?由是言之，二公之料二子，亦容有未必然也!
今有人，口诵孔、老之言，身履夷、齐之行，收召好名之士、不得志之人，相与造作言语，私立名字，以为颜渊、孟轲复出，而阴贼险狠，与人异趣。是王衍、卢杞合而为一人也。其祸岂可胜言哉?夫面垢不忘洗，衣垢不忘浣。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，衣臣虏之衣。食犬彘之食，囚首丧面，而谈诗书，此岂其情也哉?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慝，竖刁、易牙、开方是也。以盖世之名，而济其未形之患。虽有愿治之主，好贤之相，犹将举而用之。则其为天下患，必然而无疑者，非特二子之比也。
孙子曰：“善用兵者，无赫赫之功。”使斯人而不用也，则吾言为过，而斯人有不遇之叹。孰知祸之至于此哉?不然。天下将被其祸，而吾获知言之名，悲夫!
“辨奸论”译文及注释
译文一
事情的发展必定会有一定的结局，道理有它原本就该如此的规律。天下只有表现冷静的人，才能从细微之处预见到日后将会发生的显著变化。月亮周围出现了晕圈预示着将要刮风，房屋的石柱返潮湿润预示着将要下雨，这是人人皆知的事。人事的发展变化，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，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，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，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？即便是贤能的人对此也有所不解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这是由于喜爱和憎恨扰乱了他们的内心，利害关系又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啊!
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，说：“将来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，一定是这个人!”郭汾阳见到卢杞，说：“这个人一旦得志，我的子孙就会被他杀得一个不留!”现在分析一下他们所说的话。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。依我看来，王衍之为人，从容貌和谈吐上，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。但是他不妒忌别人，不贪图钱财，只是随大流。如果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昏君，当政者即使只是一个中等的君主，就算是有成百上千个王衍这样的人，又怎能扰乱天下呢?卢杞那样的奸诈，确实足以败坏国家。但是他不学无术，容貌不足以动人，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，如果不是遇到德宗这样的鄙陋昏庸的君主，又怎能受到重用呢?由此说来，山、郭二公对王、卢二人所作的预言，也未必完全如此啊!
现在有人嘴里背诵着孔子、老子的话，亲身实践着伯夷、叔齐的行为，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和不得志的士人，相互制造舆论，私下里互相标榜，以为自己是颜渊、孟轲再世，然而他们为人阴险狠毒，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。这是把王衍和卢杞合成一个人了。他在社会上酿造的祸害还能说得完吗?脸面脏了不忘洗脸，衣服脏了不忘洗衣，这本是人之常情。现在他却不是这样，身穿奴仆的衣服，吃猪狗的食物，头发蓬乱得像囚犯，表情哭丧着像家里有人去世，却在那里大谈《诗》《书》，这难道说是人的真实的心情吗?凡是办事不近人情的，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之辈，竖刁、易牙、开方就是这样的人。此人借助当世享有盛名之力，来促成他尚未形成气候的祸患。虽然有励精图治的君主，敬重贤才的宰相，也还是会选拔并重用他的。这样，他将成为天下的祸患，是必定无疑的了，这就不只是王、卢二人所能比拟的。
孙子说：“善于用兵的人，并没有显赫的功勋。”如果这个人没有被重用，那么我的话就有些过头了，而此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。谁又能知道祸患会达到上述这种地步呢?不然的话，天下将要蒙受他的祸害，而我也会获取卓有远见的名声，那就太可悲了!
译文二
事情的发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，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。只有天下最冷静的有修养的人，才能从细微的变化中预知发展的结果。月亮周围起晕，将要刮风，屋柱石础返潮，将要下雨，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。人世间事情的发展变化，道理情势的相互因循，其空疏难知、变化莫测的程度，怎能与天地阴阳之事相比呢？而贤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，那是什么缘故呢？是爱憎的感情扰乱了他们的思想，利害得失的考虑影响了他们的行为。
从前，山巨源见到王衍后，就说：“将来贻害天下百姓的，一定是这个人。”郭子仪见到卢杞后，就说：“这个人如果得志，我的子孙就会一个也留不下来。”从今天的情况分析起来，那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的。依我看来，王衍这个人，容貌言语方面，确实有欺世盗名的地方，然而，他不忌恨别人，不妄求，只是随波逐流，假使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呆子，哪怕仅是一个一般的君主，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，又怎么能把天下搞乱呢？卢杞的奸险，固然足以败坏国家，但是他不学无术，容貌不足以动人，言谈不足以欺世，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，又怎么会得到重用呢？由此说来，山、郭二公对王、卢二人的预言，或许也未必一定如此。
现在有个人，口中说着孔子、老子的话，亲身实践着伯夷、叔齐的行为，招纳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，共同制造舆论、自我标榜，（把自己）说成是颜渊再世孟轲复生，实际上却居心叵测，阴险狠毒，与一般人的志趣不同。这人是把王衍、卢杞合于一身了，他造成的祸害难道可以用语言形容吗？面孔脏了不忘洗脸，衣服脏了不忘洗衣服，这是人之常情。现在（这个人）却不是这样，穿奴仆穿的衣服，吃猪狗吃的食物，头发蓬乱像囚徒一样，满面灰尘像居丧一样，却大谈诗书，这难道是他的真性情吗？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，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，竖刁、易牙、开方就是这样的人。用盖世的好名声，来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祸患，虽然有想把国家治好的君主，爱好贤才的宰相，还是会举荐他，任用他的。那么他成为天下的祸患，将是必然而没有疑问的，这就不只是王、卢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。
孙子说：“善于用兵的人，并无显赫的功勋。”假使这人不被重用，那么我的话就说错了，而这个人会有怀才不遇的感叹。谁能知道祸患将会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？假使不是这样的，（他受到了重用）天下将要遭受到他的祸害，而我会获得能见微知著、察言识人的美名，那就太可悲了。
注释
静者：指能够冷静地观察周围事物而做出合理结论的贤人。
天地阴阳之事：指自然现象。古人认为自然界有阴阳二气，二气交互发生作用，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变化。
贤者：旧说以为是影射欧阳修。据史书记载，曾巩曾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的文章，欧阳修大加赞赏，并帮助王安石考取了进士。
山巨源：山涛（205—283），字巨源，晋初人，任吏部尚书，为当时的“竹林七贤”之一。他喜好评论人物，对王衍的评价不高。王衍（256—311）：字夷甫，晋初人，任尚书令、太尉。衍有盛才，常自比子贡。当时晋室诸王擅权，他周旋于诸王间，唯求自全之计，后死于战乱之中。
郭汾阳：即郭子仪（697—781），唐华州（今属陕西）人，累官至太尉、中书令，曾平定安史之乱，破吐蕃，以一身系国家安危者二十年，后封为汾阳郡王，世称郭汾阳。卢杞：字子良，唐滑州（今河南滑县一带）人，唐德宗时任宰相，搜刮民财，排斥异己。杞相貌丑陋，好口辩。后被贬职死于外地。
忮（zhì）：嫉恨。
惠帝：晋惠帝（290—306在位），晋开国君主司马炎之子，以痴呆闻名。他在位时不理朝政，大权旁落，终导致“八王之乱”，晋室随之衰败。
眩（xuàn）：通“炫”，惑乱。
德宗：唐德宗（780—805在位），唐代晚期的庸君，他削去郭子仪的兵权，重用卢杞，导致朝政紊乱。
“辨奸论”鉴赏
赏析
《辨奸论》旨在诋毁王安石，竭力反对“新党”，抛开其本旨，有二点与当今相类：
其一，作者谓王安石“口诵孔老之书，身履夷齐之行，收召好名之士、不得志之人，相与造作语言，私立名字，以为颜渊、孟轲复出，而阴贼险狠，与人异趣。是王衍、卢杞合而为一人也，其祸岂可胜言哉？”王安石是否如此，且不论。但阴贼险狠如王卢之合一，代有其人，今也不鲜，这是此论给予后人的启迪之一，须警惕而“辨”。否则，其祸轻则杀身，重则祸国殃民。
其二，作者提到一种“不近人情”的现象：“衣臣虏之衣，食犬彘之食，囚首丧面，而谈诗书，此岂其情也哉？”然而这一看来违反常情的情况，在1957年夏之后以及“文革”中，屡见于囹圄。这是悲剧，当然，古人是无从预料这种悲剧的。
鉴赏
把《辨奸论》全文连贯起来看，在写作目的上，作者确有所指，而所指的具体人物，作者又未点明。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。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，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。
作者提出的“见微知著”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不要轻视小事情，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。“防微杜渐”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。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：“见微知著，可为千古观人之法。”
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。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，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，并说明这是由于“好恶”和“利害”所形成的必然结果。言之有理，持之有故，不能不令人首肯。接着，又通过历史上山涛、郭子仪对王衍、卢杞的评论，说明了山、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，但也有所疏漏，这就为下文的“今有人”起了铺垫作用。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，将“今有人”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，一气呵成，有如飞瀑狂泄，其笔锋之犀利，论证之严谨，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。而在结尾处，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，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。
作者在批评“有的人”时，把生活习惯（如不修边幅）也作为攻击的口实，未免失之偏颇了。但是，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。
题解
《辨奸论》作者认为，事情皆有一定的规律，只要能够仔细观察并把握规律，就能见微知著，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行为而在祸乱发生之前就发现作乱的奸臣。历来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，也有人认为此文并非苏洵所作，未有定论。
《辨奸论》着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，从中得出了“见微知著”的结论，给读者提出了如何识人的参考意见。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。《辨奸论》作者尚有争议。旧说以为是苏洵为了讥讽王安石的“不近人情”而作，后经清人考证，又定为宋人邵伯温假托苏洵之名的伪作。
创作背景
1069年，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，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。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，传出了这篇文章，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，借以闲适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“见微知著”，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。《辨奸论》是否是苏洵所作，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。
苏洵简介
宋代·苏洵的简介
苏洵（1009年－1066年），字明允，汉族，眉州眉山（今属四川眉山人）。北宋文学家，与其子苏轼、苏辙合称“三苏”，均被列入“唐宋八大家”。苏洵长于散文，尤擅政论，议论明畅，笔势雄健，有《嘉祐集》传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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辨奸论
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惟天下之静者，乃能见微而知著。月晕而风，础润而雨，人人知之。人事之推移，理势之相因，其疏阔而难知，变化而不可测者，孰与天地阴阳之事。而贤者有不知，其故何也?好恶乱其中，而利害夺其外也!
昔者，山巨源见王衍曰：“误天下苍生者，必此人也!”郭汾阳见卢杞曰：“此人得志。吾子孙无遗类矣!”自今而言之，其理固有可见者。以吾观之，王衍之为人，容貌言语，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。然不忮不求，与物浮沉。使晋无惠帝，仅得中主，虽衍百千，何从而乱天下乎?卢杞之奸，固足以败国。然而不学无文，容貌不足以动人，言语不足以眩世，非德宗之鄙暗，亦何从而用之?由是言之，二公之料二子，亦容有未必然也!
今有人，口诵孔、老之言，身履夷、齐之行，收召好名之士、不得志之人，相与造作言语，私立名字，以为颜渊、孟轲复出，而阴贼险狠，与人异趣。是王衍、卢杞合而为一人也。其祸岂可胜言哉?夫面垢不忘洗，衣垢不忘浣。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，衣臣虏之衣。食犬彘之食，囚首丧面，而谈诗书，此岂其情也哉?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慝，竖刁、易牙、开方是也。以盖世之名，而济其未形之患。虽有愿治之主，好贤之相，犹将举而用之。则其为天下患，必然而无疑者，非特二子之比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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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之奇谏假道
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。
宫之奇谏曰：“虢，虞之表也。虢亡，虞必从之。晋不可启，寇不可翫。一之谓甚，其可再乎？谚所谓‘辅车相依，唇亡齿寒’者，其虞、虢之谓也。”
公曰：“晋，吾宗也，岂害我哉？”
对曰：“大伯、虞仲，大王之昭也 。大伯不从，是以不嗣。虢仲、虢叔，王季之穆也，为文王卿士，勋在王室，藏于盟府。将虢是灭，何爱于虞！且虞能亲于桓、庄乎？其爱之也，桓、庄之族何罪？而以为戮，不唯逼乎？亲以宠逼，犹尚害之，况以国乎？”
公曰：“吾享祀丰洁，神必据我。”
对曰：“臣闻之，鬼神非人实亲，惟德是依。故《周书》曰：‘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’又曰：‘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。’又曰：‘民不易物，惟德繄物。’如是，则非德，民不和，神不享矣。神所冯依，将在德矣。若晋取虞，而明德以荐馨香，神其吐之乎？”
弗听，许晋使。
宫之奇以其族行，曰：“虞不腊矣。在此行也，晋不更举矣。”
八月甲午，晋侯围上阳，问于卜偃曰：“吾其济乎？”
对曰：“克之。”
公曰：“何时？”
对曰：“童谣曰：‘丙之晨，龙尾伏辰，均服振振，取虢之旂。鹑之贲贲，天策炖炖，火中成军，虢公其奔。’其九月、十月之交乎！丙子旦，日在尾，月在策，鹑火中，必是时也。”
冬，十二月丙子朔，晋灭虢，虢公丑奔京师。师还，馆于虞，遂袭虞，灭之,执虞公.及其大夫井伯，从媵秦穆姬。而修虞祀，且归其职贡于王，故书曰：“晋人执虞公。”罪虞公，言易也。
沧浪亭记
浮图文瑛居大云庵，环水，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。亟求余作《沧浪亭记》，曰：“昔子美之记，记亭之胜也。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。”
余曰：昔吴越有国时，广陵王镇吴中，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；其外戚孙承祐，亦治园于其偏。迨淮海纳土，此园不废。苏子美始建沧浪亭，最后禅者居之：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。有庵以来二百年，文瑛寻古遗事，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余：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。
夫古今之变，朝市改易。尝登姑苏之台，望五湖之渺茫，群山之苍翠，太伯、虞仲之所建，阖闾、夫差之所争，子胥、种、蠡之所经营，今皆无有矣。庵与亭何为者哉？虽然，钱镠因乱攘窃，保有吴越，国富兵强，垂及四世。诸子姻戚，乘时奢僭，宫馆苑囿，极一时之盛。而子美之亭，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。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，不与其澌然而俱尽者，则有在矣。
文瑛读书喜诗，与吾徒游，呼之为沧浪僧云。
高帝求贤诏
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，伯者莫高于齐桓，皆待贤人而成名。今天下贤者智能，岂特古之人乎？患在人主不交故也，士奚由进？今吾以天之灵，贤士大夫，定有天下，以为一家。欲其长久，世世奉宗庙亡绝也。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，而不与吾共安利之，可乎？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，吾能尊显之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
御史大夫昌下相国，相国酂侯下诸侯王，御史中执法下郡守，其有意称明德者，必身劝，为之驾，遣诣相国府，署行义年，有而弗言，觉免。年老癃病，勿遣。
管晏列传
管仲夷吾者，颍上人也。少时常与鲍叔牙游，鲍叔知其贤。管仲贫困，常欺鲍叔，鲍叔终善遇之，不以为言。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，管仲事公子纠。及小白立为桓公，公子纠死，管仲囚焉。鲍叔遂进管仲。管仲既用，任政于齐，齐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。
管仲曰：“吾始困时，尝与鲍叔贾，分财利多自与，鲍叔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。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，鲍叔不以我为愚，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，鲍叔不以我为不肖，知我不遇时。吾尝三战三走，鲍叔不以我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，鲍叔不以我为无耻，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”
鲍叔既进管仲，以身下之。子孙世禄于齐，有封邑者十余世，常为名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。
管仲
既任政相齐，以区区之齐在海滨，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，与俗同好恶。故其称曰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上服度则六亲固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下令如流水之原，令顺民心。”故论卑而易行。俗之所欲，因而予之；俗之所否，因而去之。
其为政也，善因祸而为福，转败而为功。贵轻重，慎权衡。桓公实怒少姬，南袭蔡，管仲因而伐楚，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。桓公实北征山戎，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于柯之会，桓公欲背曹沫之约，管仲因而信之，诸侯由是归齐。故曰：“知与之为取，政之宝也。”
管仲富拟于公室，有三归、反坫，齐人不以为侈。管仲卒，齐国遵其政，常强于诸侯。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。
晏子
晏平仲婴者，莱之夷维人也。事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，以节俭力行重于齐。既相齐，食不重肉，妾不衣帛。其在朝，君语及之，即危言；语不及之，即危行。国有道，即顺命；无道，即衡命。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。
越石父贤，在缧绁中。晏子出，遭之涂，解左骖赎之，载归。弗谢，入闺。久之，越石父请绝。晏子惧然，摄衣冠谢曰：“婴虽不仁，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？”石父曰：“不然。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。方吾在缧绁中，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，是知己；知己而无礼，固不如在缧绁之中。”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。
为齐相，出，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。其夫为相御，拥大盖，策驷马，意气扬扬甚自得也。既而归，其妻请去。夫问其故。妻曰：“晏子长不满六尺，身相齐国，名显诸侯。今者妾观其出，志念深矣，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长八尺，乃为人仆御，然子之意自以为足，妾是以求去也。”其后夫自抑损。晏子怪而问之，御以实对。晏子荐以为大夫。
太史公曰：吾读管氏牧民、山高、乘马、轻重、九府，及晏子春秋，详哉其言之也。既见其著书，欲观其行事，故次其传。至其书，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论，论其轶事。
管仲世所谓贤臣，然孔子小之。岂以为周道衰微，桓公既贤，而不勉之至王，乃称霸哉？语曰“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故上下能相亲也”。岂管仲之谓乎？
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，成礼然后去，岂所谓“见义不为无勇”者邪？至其谏说，犯君之颜，此所谓“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”者哉！假令晏子而在，余虽为之执鞭，所忻慕焉。
上书谏猎
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，故力称乌获，捷言庆忌，勇期贲、育。臣之愚，窃以为人诚有之，兽亦宜然。今陛下好陵阻险，射猛兽，卒然遇逸材之兽，骇不存之地，犯属车之清尘，舆不及还辕，人不暇施巧，虽有乌获、逢蒙之技不能用，枯木朽枝尽为难矣。是胡越起于毂下，而羌夷接轸也，岂不殆哉！虽万全而无患，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。
且夫清道而后行，中路而驰，犹时有衔橛之变。况乎涉丰草，骋丘虚，前有利兽之乐，而内无存变之意，其为害也不难矣。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，乐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，臣窃为陛下不取。
盖明者远见于未萌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，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。故鄙谚曰：“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。”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臣愿陛下留意幸察。